【时代记忆】荒唐岁月(四)-菏泽网

【时代记忆】荒唐岁月(四)

2018-11-05 08:54:54 来源: 故乡凤凰山
当家
 
  革命现代京剧《红灯记》里有句很响亮的台词,“穷人的孩子早当家”。我的父母是知识分子,是营田街上少有的几个读书人。这样家庭的孩子,说不上是穷人的孩子,但早当家倒是真的。
 
  由于父母整天忙他们的革命工作,或是被揪斗批判,他们很少顾及家务事情,我们兄妹几个的生活起居全部交给了年迈的外婆。外婆是个小脚女人,很少出门,整天呆在家里。我是家里的长子,买菜买肉、挑水卖煤这些的活儿自然就落在我的肩头。
 
  营田是个消费型的小镇,基本上没有什么出产,柴米油盐菜全部靠市场供应。好在这里人口不上一千,消费水准有限。居民生活说不上富足,从来也没有出现过短缺。我家自从生了妹妹,不可能住在学校的一间宿舍里,便在学校对面的街上租了住房。租房子给我们的是一个叫“达伯”的中年女子,丈夫早已经去世了,带着她的两个女儿住在当街的前面屋子,后面的一间就租给了我们。
 
  我的父母工资从1962年定级,两人每月虽然不到90元,超过了平均每人一个月10元的标准,在那个年代也就是混混日子而已,根本说不上富足。从我九岁那年起,家里定量供应的粮食,每个月由我用小扁担挑回。煤炭也是按人口配给的,每个月也是由我用竹筐挑回。只是菜肉必须与其他居民一样,去定点的商铺购买。
 
  我每日的功课是上街买菜。外婆每天给我几毛钱,我便到菜店去买豆芽菜或是白菜萝卜豆角茄子等。隔一天到豆腐店买两片水豆腐,或是去肉店买一斤猪肉。镇上每天只供应一只生猪,十几版豆腐,所以必须早早地去肉店豆腐店排队。每次都要见识从杀猪、褪毛、开脏、切肉的全过程。肉店的屠夫兼营业员陈大伯,人称“有黑子”,胸口长满了黑毛,看上去凶神恶煞,其实心底十分善良,见我一个小孩子来买肉,总是尽量给点瘦肉,然后笑嘻嘻地用两根稻草扎好,嘱咐我路上别让小狗叼去了。豆腐店的工人总是早早地就上工了,我们也陪着他们从磨豆浆到熬浆点卤水,再将豆浆装入铺了白布的木盒子里,加上木杠石头压干水分。新鲜豆腐的味道是十分鲜美的,那生生的香香的味儿,至今不能忘却。
 
  营田街上没有自来水。住在学校宿舍的时候,学校有一口水井,有工友帮忙打水送到家里。租住民房以后,不可能再到学校去取水。外婆便尝试着叫我担着两个小桶去水塘里取水。
 
  那是一个黄昏,外婆叫邻居一个姐姐带着我去几百米远的一处水塘担水。那时我还只有九岁,个子比实际年龄显得高一点,老人家也没有什么顾虑。但等了许久,我还没有回家,外婆着急了,但一双小脚不许可她去塘边找我,只好颠着小脚在后门口张望。她左看右看不见我的人影,便跪下来求神灵保佑我千万不要掉到水塘里去。看到我颤颤巍巍跳着一担水走过来,她的眼泪立马就喷了出来。
 
  从此她再也不许可我去水塘挑水,于是我家就成了易四方挑水上门的主顾之一。
 
看戏
 
  我所说的看戏,包括看电影看地方戏看杂技团耍把戏。
 
  倒推过去几十年,人们的文化生活,并不像现在有些文章说的那样单调。在一些人的笔下,那些岁月里是一片文化的荒漠,什么文娱活动也没有。其实城镇的文化生活还是有的,只是没有现在这么丰富多彩罢了。
 
  乡村的文化生活主要是在节庆假日或是婚丧大事,还有农闲的时候,一些文化活动积极分子组织一些演出活动,也有聚在一起侃大山、说书讲故事的。我下放到生产队的时候,人们是集体化行动,干农活的时候,就有一两个人爱摆龙门阵,说古书里的戏文里的故事,也侃侃城里的见闻,虽然常常有些牛头不对马嘴段子,有些以偏概全的镜头,却也很是吸引听众,哈哈哈笑过之后,觉得体力活儿不那么幸苦了。
 
  营田是个码头,来往的流动人口多点,唱戏耍把戏的厂子要多一些,其实比起现在还要多样化一些,不像现在人们只是关在家里看看电视。
 
  每逢节庆假日,人们就要看戏,营田街上就有一个业余戏班子,唱的是花鼓戏。这个戏班子以农具厂的职工为骨干组成,我有一个很好的同学,叫田伟吾,他的父亲就是唱老生的,扮相唱腔与长沙等大码头的名角没有多少差别,每场演出喝彩声浪不断。这个老生的女儿,叫田素常,和我在一个学校读书,开始她比我高一个年级,文革开始后,年级班级打乱了,又因为我没有读四年级,由三年级跳级进入高小,她变成了我的同班同学。田素常从小耳濡目染,人又长得漂亮,从小学到中学一直是宣传队的台柱子,也是我们孩提时候男生仰慕的女生。
 
  街上的唱戏排场不小。夜幕还没有降临,戏台子两边就点燃了几盏尿壶灯。因为那时候还没有通电线,照明只能靠尿壶灯。就是在尿壶里灌满煤油,壶口塞一团草纸或破布,与中国人用了几千年的油灯没有什么差别。洋气一点的场面,就是在舞台两侧挂上煤气灯,用的原料还是煤油,只不过将煤油气化后转到一种特制的网状灯泡边点燃,那光亮,比起一般的电灯泡子也不差劲。
 
  营田的戏班子演出过多少威武雄壮的剧目,我是记不全的,那时候年幼,对戏文对故事根本不懂,感兴趣的是一遍又一遍的开台锣鼓,还有就是灯光照耀下银光闪闪的女角头上的首饰,那光芒四射的镜头,至今未能忘却。
 
  戏剧是节庆时期才有的节目,平时的文化活动,就是每周一次电影。汨罗江农场有个电影队,除了太热和太冷的时候,每周在场部礼堂会放一场电影。电影队还要到各分场各生产队去巡回放映。他们到我们那个小镇上,和生产队一样是露天电影,一般在营田完小的院子里,或是学校前后的地坪里。没有接通高压电的地方,就用柴油机发电。发电机放在离放映场远一点,拐个角落的屋檐底下,啪啪啪的声响对电影放映没有多少干扰。记得有一个夏夜,在学校在后面操场上,我们看过《雷锋》。电影结束时放的是主题歌,“雷锋,我们的战友,我们时代的英雄”这些歌词和曲调,看过这一次电影,我就学会了,现在还能唱的出来。
 
  小学的时候,我们一帮孩子,常常在周六的晚上,沿着湘江去场部看电影,我们人小不显眼,也没有钱买票,经常不买票,悄悄地跟着认识的和不认识的大人挤进去。我们那个时候,看过的电影有《回民支队》、《秘密图纸》、《羊城暗哨》等等。后来我下放到生产队,做了知青,再后来做了干部,还是一大帮人骑着自行车,跟着电影队一天一天地转场,一部电影可以看上十次八次,也不觉得乏味。
 
  除了看电影,有外地来的草台班子杂技表演,还有农场自己的小杂技队演出。农场的杂技队,水平很不错,可以表演很多高难度的节目,如顶杠子、空中飞人等。这二三十号人马,是在一个回归本地的艺人培养下成长起来的。我的父亲那时候已经到农场政治处工作,曾经当过他们的领队。这个杂技队不但在各分场和生产队巡回演出,还到汨罗平江岳阳等地演出,很受追捧。每次演出,我的父亲都带我的小妹妹随行,她学过几天顶碗的技艺,终究因为吃不了这般苦,终究未成正果。
 
烧煤炉
 
  液化气没有普及以前,做饭取暖都要生煤炉子。烧煤球,是镇上人才有的生活。如果是在生产队里,各家各户烧的是稻草杆或棉花杆儿。
 
  我们住在镇上,自然是烧煤球。湘阴乡下我的老家,燃料是稻草和干柴。记得第一次回我爷爷奶奶的家,是暑假的时候。乡下的生活比起镇上要丰富得多,放牛砍柴拾稻穗,样样都是我喜欢的活儿。我爷爷年轻时是个练家子。我进得门来,他就要我和一个个儿和我差不多的小伙伴摔跤。我便脱了上衣,光着膀子真和几个小伙伴干了起来,招来一大群叔叔伯伯驻足观看。爷爷说,是个干活的材料,帮着奶奶揪把子吧。
 
  奶奶做饭烧的是田里挑回来的稻草。稻草不能几根几根或是一把一把往火塘里送,必须弄成一个大麻花似的或是圈儿样的才好。于是我和弟弟新的功课是做这样的麻花和圈儿,我们那个地方俚语叫“揪把子”。奶奶或姑姑将稻草撒开,我们拿着一个竹子做的可以摇转的摇把,在吱吱呀呀的摇把声中,一个个硕大的麻花就做成了,码在屋檐之下,留以备用。
 
  镇上没有稻草,不能“揪把子”,只能烧煤球。到了70年代以后,才改烧蜂窝煤,也就是俗称的藕煤。
 
  镇上的非农业人口,煤炭是定量供应的。每家每户有个小本儿,每个月拿着本儿到煤店去,可以买回大约100市斤煤块或煤粉,按照大约四比一的比例加入黄泥,加水搅拌后,再做成一个一个煤球,晾干后,像码稻草麻花一样,将煤球堆在屋檐下。我是家里的主要劳力,买煤挖黄泥做煤球是我的活儿。到了做藕煤那个年代,我离家下放了到生产队,不久去别的分场参加工作了,做藕煤那活儿成了我弟弟的专利。
 
  不论春夏秋冬,我家每天早晨都要生炉子。父母亲忙于工作,基本顾不上做家务,外婆歪歪斜斜移动她的小脚,找来几块干柴,几张纸片,将柴火点燃,搁上煤球,然后不停地用小扇子煽风点火,满屋子里乌烟瘴气,直至煤炉里的火苗由暗红色变成了淡蓝色,外婆才开始在火炉上烧水做饭。
 
  后来我也按照外婆设定的程序,每天早晨起床生炉子,看到煤火熊熊燃烧起来,立马就有一种成就感、一种莫名的快乐。几十年过去了,点火烧炉子这个情结我一直不能去掉,只要看见废弃的木材纸片,总要设法将它们点燃,看着青烟腾去,看着火苗突起。不知道这是不是一种病态心理、
 
  我们家最初的煤炉是从商店里买来的,铁皮的外壳,中间是耐火泥做的芯子。外婆觉得这样的炉子虽然搬进搬出很方便,但是能源浪费严重,于是教我们学着邻居家,自己做“多功能”炉子。我便找来一个木桶或是水缸,将铁皮炉子的耐火泥芯子拆出来,放进木桶中间,在芯子的两边装上水罐子,余下的空间填上泥土,一个节约能源的新炉子就诞生了。烧这种炉子,晚上可以用一铲子湿煤封火,而不再用每天早早地爬起来生火,而且可以全天供应热水。
 
  我们那个年代物资匮乏,生活条件远远不及今天这么优越舒适,但我觉得,那个时候生活得有滋有味,因为自己在积极创造生活,尽管生活乌烟瘴气之中,却也乐在其中。
 
发蒙
 
  六岁了,我该上学了。
 
  外婆给我做了个小书包,我便高高兴兴去一年级教室报到了。
 
  我上学那个小学,四栋教舍呈矩形排列,但不是北方那种四合院式的建筑,教舍的门都是朝院内开的。院子中间的天井,是一个小操场。学校的大门开在偏西南方向,出门不远是正街,右侧就是著名的易家祠堂。与校门呈对角线的地方有个后门,朝东北开着,上十几级台阶就是公共厕所。厕所的北边是大操坪,也就是经常放露天电影的地方。往西一点又是一栋平房,那里是教工宿舍和食堂,我的大妹妹就出生在这栋平房里。公共食堂取消后,这栋平房被改造成了教室和教工宿舍。
 
  我要去上学的一年级教室,却不在这几栋房子里。
 
  一年级的教室在上街街口的辖神庙。从我家到这个教室,我那个年龄要走10分钟以上,如果遇到下雨的天气,时间还要更久一点。
 
  我去上学的那个秋天,恰恰是个秋风秋雨愁煞人的季节,我撑个油布雨伞去上学,一路跌跌撞撞,每天必定迟到。这成了我几十年以后,一直被孩子们笑话为“留级生”的主要原因。
 
  我母亲从壮年到晚年,一直自豪地给朋友和家人讲述我小时候一个极聪明的故事。她说我自小就显示出神童的天分。大约是我一岁左右的时候,母亲和她的同事总喜欢和我做一个游戏,把一本有彩色人物封面的杂志倒过来递给我,我就会把杂志反转过来,不论大人们怎么颠来倒去,我总是可以把人像正面放在手里观看。母亲和她的同事由此判断,我一定是个聪明透顶的学生。
 
  可是不幸的很,我上小学发蒙的几个月里,怎么也表现不出神童的半点资质。
 
  第一个是迟到。第二个是在教室里走来走去,要不跑到黑板底下,要不占到别人的座位上。还有一点就是,我钢笔的蓝墨水,常常弄到别的同学的书本上和衣服上。与我邻座的是一位叫黎小华的小美女,每天要被我欺负得哭几次。一年级的班主任老师只好向我母亲诉苦,说因为有了我这个学生,班级实在无法上课了。
 
  我母亲叹了口气说,那就回家去玩吧,明年再说。于是我就留级了。
 
  第二年,我七岁,似乎懂事了许多。秋季开学前,我一个人到“学校本部”,也就是那个四合院的一年级教室去参加“入学考试”。我至今清楚地记得,考试题目有两个,一是回答自己的姓名、年龄、家庭住址,二是老师拿出几根小竹签,要我数数有几根。现在想来,前者是考考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,后者考的是逻辑思维水平。我顺利通过了,没有家长的半点指点。可能我是回答得比较好,就被任命为“首任班长”,这个任期居然有两年。
 
  一年级二期,我进校后的第一个“六一”儿童节,学校要开庆祝会,每个班级要出节目。我的班主任、语文老师田吕阳先生和算术老师袁蕴清女士决定由我“担纲”,整个班级同学集体演出舞蹈“兔妈妈种萝卜”。我演的是兔妈妈。另外一个我终生的好朋友冯撤并,他演大灰狼。演出那天,我们化妆后盛装出场,载歌载舞,小小年纪的一群伙伴,居然赢得满堂喝彩。根据这个经历,我应该是有点艺术天分的,可惜后来的几十年里,我学画不成,学琴也不成,唱歌老跑调。现在认真分析,可能是那个小镇太封闭,缺少与外界的交流,老师们教语文算术自然地理很在行,可惜没有几个教艺术的。
 
打野外
 
  “打野外”是一句军事术语,就是野外军事训练。
 
  不过这个术语现在没有几个人知道了。
 
  打野外是我们童年一种时时相随的游戏。上个世纪中期,人们的文化生活以看电影为主。生活在小镇的人,大约每周看一次电影,年节看几场大戏,再就是遇上这个大庆那个仪式,有个联欢会什么的。孩子们的文化生活,除了读书,形形色色不等。女孩子大都是跳橡皮筋踢毽子,男孩子则是玩钢蛋子滚铁环,最多的还是模仿着电影里人物,在小镇后面的山野打游击,也就是打野外。
 
  那个时代的电影没有卿卿我我的爱情故事,一般是表现革命战争年代烽火烟云的生活,《地雷战》、《地道战》、《南征北战》、《小兵张嗄》、《上甘岭》、《英雄儿女》这些战争片,是我们百看不厌的。每逢有新片子上映,总要问问是“中国打美国的不”?现在想来,怎么没有问过是不是“中国打日本”的片子?可见那个时代人们脑海里,被深深烙上的敌人是美国佬,而对真正侵害我们的日本,已经退其次了。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冷战,在这里可见一斑。不过那个时代也只有那么一些片子可看,因为电影产量只有那么多。电影多看了几遍,模仿起来就不难。一些经典段子,即便是过去了几十年,总是不能忘却。当年我们可没有花多少功夫,会像后来背英语单词那么花力气。童年时之于电影,花力气的是要再现电影中的场景。我们几个小伙伴,痴迷的是要当个游击队长,带领一批人去山里拉队伍,随时准备和美国鬼子干一场。
 
  营田曾经是战场,虽然硝烟不再,但孩子们心目中的战争却没有停息。只要是休息日,小镇后山上必定要开辟出几个战区,几个不同组合的群体要在这里拉开架势,演绎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事。大家伙的装备是很精良的,自己用木板做的刀剑和手枪、步枪、机关枪五花八门,还有同学从学校体育老师那里弄来几个教练用的手榴弹。易松浦这样手巧的同学,还会用硬纸板做个望远镜挂在胸口。一伙人扎着皮带,扛着木枪,在壕沟里爬来爬去,冲呀杀呀喊叫得震天响。
 
  自由组合的打野外,花样数不胜数,居然还学校有组织的打野外。记得是初中一年级的时候,我只有12岁,是学校红卫兵团的团长,统管着一两百号红卫兵小将。一个初夏的晚上,我们几个学生头儿,在老师的鼓励下,组织了一次很大规模的军事行动。
 
  学生们分成两个阵营。那个时候也不知道演习可以分为红军蓝军,谁也不愿意被叫做美军,只好事先约定好,哪个队输了就是美军。我自封为司令,带领一支人马,前往湘江边的一个叫鹰蹲山的地方,负责守卫这个山头。另外一支队伍由别的同学带领,趁着夜色来攻取这个山头。我指定一个叫易云华的同学当参谋长,负责组织同学准备打仗。吃过从家里带来的干粮,我们早早地就去山里潜伏,准备张网收拾对手。可对手司令是个极聪明的家伙,显然是从电影《智取华山》得到启发,没有按常规出牌,带着队伍避开大路,从湘江边的悬崖攀着绳索上山,悄悄地摸到我们的背后。结果可想而知,他们的突袭成功,我这个司令成了俘虏,被五花大绑押到一个大树下,听任他们大呼“美军失败”。
 
  这次打野外失败后,我在红卫兵团的威信大大下降,经常被同学们戏称为美国俘虏。从此以后,我再也不玩打野外一类的游戏,下决心做一个学生宣传队的队员,祈求在另一个领域获得成功。
 
四清
 
  “四清”是一个历史名词。是在我小时侯知道的或经历过的历次政治运动中的第一个。那时候的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,真有点使人喘不过气来的感觉。
 
  “四清运动”的全称叫“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”。因为要“清思想、清政治、清组织、清经济”,在农村,则更具体为“清工分,清账目,清仓库和清财物”,故而简称“四清”。运动的重点是各级走资派,大到地县级干部,小到农村支部书记,人人必须过关。上面派下来主持这场运动的叫:“四清干部”,而有问题需要清查、整顿的,被称为”四不清干部“。
 
  “四清运动”的那一年,我9岁。
 
  9岁以前,我在小镇上还算个“干部子弟”。其缘由有二:一是我父亲是农场文教办主任、文教卫党的支部书记,兼任这里“最高学府”营田完全小学的校长;母亲是小学的教导主任。这条街上的其他干部,如商店的股长、农具厂的厂长、湖州管理会的主任,血防站的站长等等,大都是工农出身,我父母则是知识分子。二是我的课外书籍是同学们中最多的,拥有的玩具多,如积木手枪飞机模型等,是整条街上的小朋友中绝无仅有的奢侈品。
 
  因为上面的缘由,我的父亲成为走资派是理所应当的,是四清运动要整的重点。那时候,整人的人是很自豪的。整人的人理直气壮,挨过整后再去整别人照样是理直气壮的。记得四清工作组的负责人,就是前一年被整过后“过关”的,从外地派来我们这里主持运动。
 
  政治运动也造就了很多哭笑不得的事情。小镇上的党支部书记,也是运动该整的重点。群众发动起来后,揭发者一个接着一个,批斗会很是壮观。他的儿子居然在大街上和其他革命群众一道,高呼打倒自己父亲的口号,以表示自己坚定的革命态度,一时成为小镇上的亮点。但儿子从大街上回到家中,每每总要大哭一场。他是知道父亲很冤的,但又不得不为之。这就是扭曲了的运动方式。
 
  我记得,他比我大5岁。
 
  而我的父亲,挨整的理由有十条八条,这对于我这个9岁的孩子来说,是不可能知道的。但有两件事,我是铭记在心的。
 
  第一件事与我亲爱的外祖母有关。外祖母曾经是个基督徒,那是我外公在长沙做生意的时候把她发展进教会的,还给她取了个很有意思的名字叫“胡吴爱主”。这个名字到后来就不能用了,户口本上只能叫“胡氏”。不管信不信教,她是个地地道道的家庭妇女。我的外祖父是个小绸缎铺的老板,在长沙有个铺面,在文夕大火时还回家给灾民发过赈灾救济米。可惜他去世很早,外祖母带着我的母亲在乡下度日,直至我们母亲学成参加工作,才搬到镇上居住。外祖母年轻时家庭富有,但很节俭,决不会扔掉一丁点儿有使用价值的物品。可就是这一点,铸成了我父亲的一个“大错”。
 
  我家住的那所小学,每年寒暑假要请木匠修理课桌课椅,自然就要留下许多木条木屑。木匠说,这些废物随便扔了可惜,叫外祖母和我捡了些做柴火烧。木条木屑很多,三五天烧不完,外祖母便将那些木条收起来,堆了一堆儿,以备不时之需。没有想到,“四清运动”一来,清理财务时,这可是’占有公物”一条。检讨、退赔不在话下,我还被狠狠教训了许多次。这个教训我是终身记得的,公家的东西,哪怕是没有用的废物,那是绝对拿不得的。“四清运动”或许没有很好地教育我父亲,但我是受了教育的。
 
  第二件事是个别谈话。那时我上二年级,我的教室与四清工作组办公室仅一墙之隔。一日课后,母亲叫我去教室仔细、用心听听隔壁办公室在讨论什么事情。这显然是在搞情报,想了解工作组有什么招数。我照办了。没有想到,我非但没有听清楚一句话,却被工作组培养的一个积极分子,也就是四清运动的骨干识破了。于是,她将我叫到办公室个别谈话,问我为什么不在家自习,为什么不坐自己的座位而靠墙坐。我当然不敢照实说,她也没辙。她好像并不打算真正问清楚,也便罢了。但那年的“三好学生”我没有评上,由班长降做了学习委员。为此,我总埋怨母亲不该让我去做“情报工作”。他们说,自己被整晕了,心里没个底,总想知道那帮人想把走资派如何办。想来也是很好笑。
 
  这位“积极分子”其实是我母亲的好朋友。运动过后,她也没有像其他几个积极分子那样腾达,根本没有受到重用,后来结婚去了外地。母亲分析,她那时是追求进步,想表现积极一些,本质上还是不想整人,是被人利用了。
 
儿童团
 
  “四清”运动时,儿童团是我们那个小镇上很活跃的一个组织。
 
  儿童团当然不是“四清”运动的产物。我很早就看过电影《红孩子》和其他一些革命历史题材的书籍,常常为战争年代的儿童团而着迷。
 
  9岁那年暑假,我和弟弟照例去湘阴乡下的爷爷奶奶家。那时乡下的四清运动开展得如火如荼。我的小姑姑张归娥小学毕业不久,但她的年纪已经不小了,大概十六七岁吧,当了公社的民兵,扛回了一杆“三八大盖”,每天放在她的床头,擦得铮亮铮亮的。她白天要下地干活,这枪就成了我们的玩具。弟弟和我悄悄地把枪拖出来,我们便练起了瞄准。三点一线、击发,是很简单的,可惜没有子弹。弟弟自小爱拆玩具,他干脆把枪的几个部件也拆了,一一研究,再装回去,似乎就是一个兵器专家。我们还直叹息,要是把我们镇上民兵营的歪把子机枪和马克沁重机枪、卡宾枪、冲锋枪弄来玩玩,该有多好啊。
 
  暑假结束,该上学了。我们还不知道镇上的家里发生了变故:父亲已经靠边站了。上学没几天,老师便指定几位班干部领头组织儿童团,我这个班长因为受父母牵连,自然当不了“团长”。儿童团的组织还真像那么一回事,规定每天早晨由团长领着军训,口令喊得震天响。枪从哪里来?有个哥们很有办法,弄一块木板,找把锯子锯成枪的模样。小伙伴们跟着学,儿童团很快装备起来了。
 
  以后出操,大家神气多了。天刚蒙蒙亮,儿童团员们就聚到小学的操坪里,年纪大点的团长号令一声,队伍齐刷刷地训练开了。大家扯着喉咙叫唤“一二三四”,简直可以和操场对面的民兵训练比美。
 
  齐步走了几个圈,口令突然变了味儿。不知谁带的头,口令变成了口号,内容变成了打倒走资派,即镇上的书记某某。而镇长的儿子也在儿童团的队伍里,他不知如何是好,只好跟着大家叫唤,一边踏着整齐的步点,喊声一阵接一阵。我当时真有点幸灾乐祸的神情。这书记的儿子当初可神气着呢,现在龟孙子一样。我那得意的感觉,真的是咱中国人劣根性的极好表现。我全然忘记了自己的父亲还在受着审查呢,一样戴着高帽子游街。第二天早晨训练时,“团长”更出新招,让书记的儿子出列,命令他领着儿童团员们高喊打倒自己父亲的口号。这“龟儿子”慑于压力,不得不服从命令,但怎么也拉不起腔调来,弄得队伍的步伐全乱了,而且笑声一片。“团长”一气之下,当即宣布开除这小子出儿童团。看着他灰溜溜走出队伍,抹着眼泪离开操场的神态,我们团员们兴奋地笑着,有的竟然兴奋得跳了起来。现在想来,那场面够血腥的,阶级斗争的年月,人们一点也不含糊,孩子们也不例外。
 
  随着运动的升级,陆续有团员被清理出儿童团。每走一个,大家照旧兴高采烈,而我怎么也笑不起来了。不久,我自动不去参加他们的训练了。记不得是自己有意的反抗,还是母亲责令我放弃儿童团的“团籍”。
 
  或许是他们把我开除了。只是我不记得细节了。
 
绿军装
 
  因为从小看多了战斗故事片的缘故,或者是对威风凛凛的解放军戎装特别向往,我很小的时候就渴望有一身绿军装。
 
  但我家里没有一个军人。
 
  远房的亲戚中有一个人入过军营。他是我没有出五福的堂伯父,叫张新福。可惜他是“解放战士”。他先前是被抓壮丁去的,大概是淮海战役的时候做了俘虏,或是与部队一起起义投诚,成了华野的一名士兵。他亲口对我说过,渡江战役的时候,他是和饶漱石坐一条船过的长江。
 
  除了这个一年见不到一次的堂伯父,我们家与解放军一直无缘,军属这个光是沾不着边的。记得我小学的同座,曾经戴过一顶类似于八路军、新四军那样的军帽,帽檐是软软的,缝纫机横竖扎了几道线,比别的帽子就是不一样。我对这顶军帽羡慕得不得了,不时抢过来戴一下。现在想来,那军帽,说不定是他们家的某个人,当年被抓了壮丁,才做了军人的,其命运与我的堂伯父没有两样,后来照样还是一介农夫。
 
  那年月,军属是很风光的。这样的家庭,家门口要挂一块很醒目的红色牌子,“光荣军属”四个红字耀眼生辉。要是这个军人有立功喜报,镇上会安排一群人敲锣打鼓送来,一条街上的人都觉得光荣。再就是那些走在街上的军人,雄赳赳,气昂昂,头上的帽徽闪光,领章也闪光,总要招来男男女女的注目礼。
 
  我们兄弟却没有这份光辉。在那个崇尚英雄的年代,那是一个莫大的遗憾。
 
  我和弟弟便缠着母亲要一身绿军装,要把自己打扮得像个战士。
 
  街上是没有军服出售的,也不会有亲戚送军服给我们。流行绿军装,年轻人在大街上抢军帽,那是10年以后的事情。
 
  母亲被缠急了,只好自己想办法。她先去买了一段白布,然后买来染料,打算用这些布给我们每人做一套军装。母亲以为染布很简单,我的外公就是卖印花布出身的小资本家。我母亲过去染过布,不过是染黑色的而已。军装是草绿,应该是黄色和蓝色相配的染料染成。三原色的道理,那是很简单的。但我母亲放蓝色染料少了点,染出来的布偏黄色,她竟然没有在意,请裁缝师傅做了衣服,高高兴兴等着我们穿上。
 
  下课回家,新衣服已经由外祖母烫好了,我们迫不及待地穿上。对着镜子一照,天啦,这哪是我们渴望的军装?那黄色,耀眼的黄色,和日本鬼子的军装一个样儿!我们像摆脱瘟神一样地,立马把衣服脱了,扔得老远。
 
  母亲很快就明白了。她马上去商店买来蓝色的染料,支开铁锅,把衣服重新扔进锅里。黄色很快变成了绿色,蓝色染料放多了点,矫枉过正,偏绿了些,但比黄色强了许多。母亲毕竟不是专业印染师,家里也不是印染作坊,先黄后绿这么折腾两次,颜色虽然鲜艳,但不均匀,穿了这军装走在街上,总有点不伦不类的感觉。
 
  我们年纪小,不会顾忌别人的眼光。只要是军装的颜色和模样,我们就满足了。
 
  我们扎着一根腰带,扛着木头做的枪。昂头走在营田镇的大街上,在当年也算是一道靓丽的风景。
 
  (待续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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